汪瑞：翻译这件“小”事

　　翻译由无数件小事组成，由小积累起大文章。本文通过例举翻译中人名、地名等译名译法的不同，论及翻译工作中的一些琐碎问题。对于翻译中的规范、标准以及所要遵循的尺度，本文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而对于美术学科来讲，翻译同样要求严谨、准确，没有捷径可走。译者同时是读者，双重身份，双重标准。对译者所面对的严苛环境和读者所期待的知识求真，同样要报以宽容与理解，并秉持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对待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小事。

　　最近，我正与师弟共同校对一套已经出版的书。由于每人各自负责其中一本，而翻译和出版时间前后错过，前期又没有来得及做好统一几卷人名、地名和术语表的工作，造成出版之后几本书之间的译名、译法出现了混乱。而在豆瓣读书上，则有较真的网友直接给其中一本译文列出了一百八十多处错误。虽然其中有些部分属于误读，但这也足以让作为译者的我们汗颜了。商议之下，几位同门感觉问题严重，决定重新校勘修订。师弟给出版社写了一封态度恳切的信，提出会尽快提供一个错误列表供出版社修订，以弥补之前工作给读者带来的困扰。出版社虽然同意校订，但态度则不以为然，言下之意，觉得校勘不过一件小事。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本人亲历并在努力亡羊补牢的案例。对于我们来说，出版社眼中的小事不仅是每人需要面对几十万字的正文加上将近一百页的索引、注释和附录复核的工作，更是小问题堆积出来的巨大文责。的确，翻译是一件琐碎的事，基本上就是时间加精力加无限的耐心与自我负责，而翻译最怕的则是催促和不求甚解。杨绛先生谈起翻译时曾说，一个译者其实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个是原作者，另一个是读者。她也自谦地说，自己的翻译就是一部失败经验总结。此话适用于每一个译者。不论是学习艺术，还是文学，抑或哲学、历史，对于从事西方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翻译可以说是我们的日课，也是在错误、失败中自我成长的漫长蜕变过程。

　　既然说翻译事小，本人就仅从几个很小的方面来说。首先是人名、地名的译名问题。由于不同国家语言发音不同，相同的名字翻译过来是不一样的。比如一般人所熟悉的英文名查尔斯(Charles)，按照法语读音则应被翻译为夏尔。因之，如果将波德莱尔的全名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译为查尔斯·波德莱尔不免贻笑大方。再比如，法语的大部分尾字母是不发音的，所以Georges作为法语名时被翻译成乔治斯肯定是不对的。最普通的英文名杰克(Jack)，法语翻译的是雅克。女名Joan在英语中是琼，在法语中是若昂，在西班牙语中是霍安，而到了意大利语则变成了约安。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名字的国籍，然后才能将读音加以区别。还有一些名字来自于宗教不同国家的变体。弗朗西斯(Francis)是西方常见的男子教名，源于拉丁语，亦作姓用，简称France或Frank。它的法语形式是Fran?ois，意大利语形式是Francesco，西班牙语形式是Francisco，德语形式是Franz。翻译过来必然有所不同，但首先要知道这些词其实是同源，其次，如遇宗教专指则有另有译法。比如，当Francis的名字指的是阿西西那位圣徒时，则应翻译为圣方济各。

　　一般来说，想要有一个统一而规范的译名翻译，基本做法是找一本权威的人名译名大辞典逐一对照查找，而不是在百度或者网络翻译软件里随意复制。还有一些译者为了图省事直接采用网络译名，更加可笑可气。例如，将康斯坦丁(Constantin)翻译成名表江诗丹顿，赫尔墨斯译为爱马仕等等。当然，传统辞典也有出错的时候，比如Falla这个西班牙名字，辞典给出的译名是法利亚，而实际发音应当是法雅。西班牙著名作曲家马努埃尔·德·法雅 (Manuel de Falla)的名字就是用的正确音译。

　　地名的问题可以推而论之，找一本严谨规范的地名辞典对照翻译，同时，某些约定俗成的译法可以保留。译名的演变其实也是一部语言演化史。有一些沿袭下来的汉译，即便并不是完全对应原意，但留下了原译者的理解，还有该词的引申义。如前一段时间朋友就写了一篇名为《Acropolis，为什么翻译成卫城?》(发表于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公众号2019年1月18日)的文章，并将之并入他的希腊语说文解字系列研究之中。在希腊语里，polis是城邦的意思，acro这个前缀则是高处顶端起点之意。因此，Acropolis直接翻译过来应当是高处之城。分析起来，这个词里面并没有围绕保卫的意思，但是，不知道自哪一代译者翻译成卫城以来，该词就被固定下来。并且，此翻译比原词本身更加形象地引申了卫城的功能性，突出其高居城邦之上，万众敬仰，御敌于无形的内在含义。因此，现在看来，对Acropolis的翻译并不能说是错的，这种译法虽不是完全对应，但是增加了对词语所指对象的更深理解。而希腊很多建在高处的纪念建筑亦都被称作Acro，因此也被翻译成了卫城，如在科林斯的科林斯卫城(Acrocorinth)。

　　电子化的世界人名、地名翻译大辞典，为当代译者提供了更加快捷、便利的查询途径。图为在其中搜索Joan时出现的不同国家对应的中文译名。

　　地名译错的例子也有很多。一些只能取音译的名称，有些译者又偏要玩弄学识翻译出本意，则会闹出一知半解的笑话。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本译声书籍把2018年来华展出的爱琴遗珍希腊安提凯希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中的地名安提凯希拉(Antikythera)翻译成反对凯希拉。其错误就在于把anti这一前缀翻译了出来，此处就显得特别滑稽。另外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不同国家译名在读音上同样存在着差异。比如B这个音在希腊发的是V，在西班牙语中正相反，V发的是B。因此，Valencia按照西语的正确译法应当是巴伦西亚而不是瓦伦西亚。

　　具体到艺术这个学科，翻译同样要遵循严谨、认真的原则，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艺术门类的专业性。例如，本人在翻译《毕加索传》时遇到一段关于萨蒂改编的舞曲描述，其中的曲名英文是Titanic Rag。根据上下文，这是一首舞曲，而Rag被翻译成原意破布;碎片怎么也说不通。请教了音乐爱好者后我才了解到，rag一词应是拉格泰姆ragtime的简写，拉格泰姆是20世纪早期流行于美国的一种爵士乐，因此曲名应翻译为泰坦尼克拉格泰姆才符合语境。再比如，书中讲到毕加索游历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不同国家，吸取了许多民间戏剧的丑角形象，为自己日后的丑角绘画创作提供了素材。在文中，不同国家的丑角用词是不一样的，如何翻译并区分国别是个问题。clown一词专指马戏团小丑，文译声为小丑。在意大利民间戏剧中，普尔奇内拉(Pulcinella)是一种矮胖形象的丑角，哈乐昆(Harlequin)多指意大利南方即兴喜剧中的滑稽丑角，女丑角(也是哈乐昆的情人)叫做科伦芭茵(Columbine)，而皮埃罗(Pierrot)则是法国传统喜剧中穿肥大白衣涂白脸的丑角。因此，对于文中出现的诸多不同国别但意思相近的丑角单词，我除了将clown译为丑角之外，其他皆选择音译的方法，并附加译者注进行单独说明。

　　另举一些美术翻译中的例子。在外文中，有时单词本身即含有对其形象及含义的描述，加上古音、今音不同，如何翻译也是件让人犯难的事。如英文中的Oinochoe，它来自于古希腊语中的ο?νοχóη，是一种盛酒器。按照古希腊语的发音应当被译作伊诺霍埃，伊诺(ο?νο?)就是酒的意思，霍埃来自动词χ?ω，就是倾倒的意思。拆解其意，该词本身就是一件用于倒酒的酒器。而在现代希腊语中其读音产生了转化，相对应的英语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为了不产生歧义，我在翻译时还是采用了现代读音：奥伊诺丘。还有极少数单词被直接翻译出了原意，比如krater，它也是一种古希腊陶瓶样式，国内大部分译法是根据其样式直接将之译为双耳喷口杯。而绝大部分古希腊陶瓶的名称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如比较著名的安法拉瓶(amphora，一种用于贮藏的双耳陶罐)、莱基托斯瓶(lekythos，用于盛油的长颈瓶)、基里克斯杯(kylix，一种用于喝酒的酒杯)等。至于到底什么词采用音译，什么词选择意译，则要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上文提及的一些词汇，由于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译法，就不好为了统一标准而加以重译。而对于有些在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解释的陶瓶名字，则适宜采取音译直译，不建议重复译出它的器型名称。

　　除了人名、地名等译名这类小事之外，翻译文体的不同也会决定翻译风格的方向。学术书籍相对严谨晦涩，不具备相应学识背景的读者是无法立刻掌握的。一般而言，译者应务求准确而不失专业性，并提供详细的附录和译者注供相关人士检索，其文字可读性只能根据原作者的写作风格进行小范围调整。而小说、儿童绘本、普及类读物则要求译文清晰流畅，通俗易懂，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皆能了解其意。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很可能大不相同。老一辈译者注重文言化的修辞与韵脚，新一代译者更在意琢磨打动人的语句。学外语的人翻译一首诗，大概会严格遵循语词的对仗原则，而在更了解诗歌本质的诗人手里，文字的转译可能最重要的是对意境的如实传达，因此意译必然更多。此外，越是了解另一种语言的结构、韵律、语音里的秘密，顾及的东西会越多。比如原诗语言中的长短音，押韵与否，是不是有词语的双关意义等等。这些隐藏在语言里的秘密，既是打开翻译的钥匙，同时又是让译者陷入迷茫的重重枷锁。

　　总的来说，翻译是要因词而异，因意而不同的。翻译工作也只能遵循一个亘古不变的原则，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译本。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翻译工作更要强调专业精神，务实求真，精雕细琢。我们常常说，翻译即学习(translating is learning)，学无止境。翻译工作记录下一代代译者对异国语言文化的认知、理解，有着深刻的时代记忆。这是一份份珍贵的记录，是我们对母语随时代演进所产生微妙变化的洞悉。在日积月累、岁月更迭中，翻译这件小事才能汇聚成为文字的力量，真正成为语言文化之间的桥梁和媒介。作为译者，我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作为读者，我们一样会吹毛求疵、眼高手低。但是换一个角度，对于双重身份的我们同样也是适用的：作为译者，我们希望读者给予宽容;作为读者，我们希望译者精益求精。

　　本文作者：汪瑞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