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与剽窃
在汉语中，抄袭与剽窃往往相提并论，两者的界限却不是特别清楚，有时候似可混用。一般来说，抄袭是袭用他人的思想或者文字表达方式，而没有注明出处的行为。不管是照抄文字还是改头换面，都不影响抄袭的认定。而剽窃是指以隐蔽的手段，将他人作品部分或全部当作自己作品发表的行为。两者的区别似乎主要是行为方式和程度轻重。
下面举的一个抄袭的例子，是贺卫方教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一个剽窃的例子，是《法学研究》编辑部所公告的。例1：周叶中、戴激涛《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抄袭崔卫平教授的《汉娜·阿伦特主要著作简介》
崔卫平的原文是这样的：
《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年出版。学术论文翻译这是阿伦特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表达了她“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阿伦特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或自由发挥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是这样的：
《论革命》则集中深刻地阐述了阿伦特的自由宪政共和主义思想。她将“革命”称之为“自由的深渊”，自身有着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民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为难解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贺卫方教授评论：没有任何注释表明这段话是来自崔卫平教授。而且，你是否会觉得抄袭得太“惟妙惟肖”了？文字改动的地方很少，其中的第一句是一例，结果还容易引起误解，仿佛《论革命》是另外一位作者写的阐述阿伦特宪政共和思想的一本书。另一例是把“革命子女”改成（或误成？）“革命子民”，一字之差，简直可以说是把共和国复辟成君主制了。[8]
例2：金泽刚剽窃王昭武《论共犯关系的脱离》
《法学研究》编辑部在《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发表“本刊声明”，原本不漏地抄在这里：
有读者反映本刊2006年第2期刊载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金泽刚《论共犯关系之脱离》与《武大刑事法论坛》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刊载的王昭武《论共犯关系的脱离》一文的主要内容大多相同。
经查，金泽刚文中所使用的若干日文学术资料系由王昭武收集、整理和提供；构成金泽刚文章核心内容的第三部分之主要观点系由王昭武提供。金泽刚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的增删修改，作为其与王昭武的合作作品向本刊投稿（此前王昭武已告知其中部分内容已向《武大刑事法论坛》投稿）。在本刊初步决定采用后，金泽刚征得王昭武同意，将该稿件作为自己的独著作品投稿并与本刊订立《稿件使用合同》。
本刊认为，金泽刚先生把他人的学术观点作为自己文章核心部分的主要观点，而且未作任何说明，严重违反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净化学术风气，本刊声明：自即日起五年内，不再接受金泽刚先生的任何投稿。
十分感谢读者对本刊的关心和爱护，并为采用该稿件上的失察向读者致以深切的歉意！
